近期，“南京中央公園”建設規(guī)劃初步披露，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擬建中的“中央公園”包括鐘山和玄武湖兩大景區(qū)。這兩大景區(qū)一山一水，錯落有致，相依相望，陰陽互補，為南京城市奠定了先天的形勝。

　　本報特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賀云翱，帶我們回顧鐘山—玄武湖區(qū)域的前世今生，從主城中最早適合人類居住的空間，到明代皇家禁地，再到晚清民國時向公共園林逐步變身，其間許多變化讓人感嘆。

　　賀云翱：古代玄武湖周邊 是最早適合人居的空間

　　玄武湖周邊除了東面的鐘山之外，在其南還有覆舟山(含小九華山)、雞籠山(今北極閣)、鼓樓崗，其北則有北固山、小紅山等。

　　古代玄武湖的周邊是今天南京主城區(qū)最早適合人居的空間。早在大約6500—4000年前，玄武湖就與南京人的生活發(fā)生了聯(lián)系，在鼓樓崗的北陰陽營、小紅山以東的鎖金村和安懷村一帶都發(fā)現(xiàn)過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的人類聚落遺址。

　　鐘山是南京地區(qū)海拔最高的山脈，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在南京置金陵邑，鐘山遂有“金陵山”之稱。東漢末年，秣陵尉蔣子文因追逐盜賊而喪命于鐘山腳下，邑人為之建“蔣廟”(今蔣王廟)，玄武湖得稱“蔣陵湖”。

　　不過，真正使玄武湖和鐘山兩大區(qū)域與南京城市發(fā)生緊密關聯(lián)的是在六朝時期。史載東漢建安末年，諸葛亮出使江東路過秣陵(今南京)，作出“鐘山龍蟠，石頭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風水評價，由此，“鐘山龍蟠”和“龍脈”之說成為人們對“鐘山”的美譽。迄今在鐘山南麓還有吳開國皇帝孫權的“蔣陵”、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孝陵”、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tǒng)”孫逸仙先生的“中山陵”等重要陵墓遺存。

　　玄武湖則與南京風水景觀中的“玄武”(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之象有關。位于玄武湖之南的一系列小山在風水上構成了古代南京的“玄武”之象，位居其北的湖泊得名“玄武”理所當然。不過，文獻中說玄武湖之得名還與南朝劉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湖中出現(xiàn)“黑龍”有關。

　　不管如何，六朝300多年間，鐘山和玄武湖已正式成為南京城市的規(guī)劃意象與發(fā)展空間。玄武湖在六朝時面積比現(xiàn)在要大到2倍左右，而且直接與長江相通，湖中可以成為水軍訓練場所。大約從東晉開始，玄武湖已經(jīng)得到多次整治與建設。特別是南朝時期，皇朝在玄武湖中及周邊大興園林，區(qū)域內先后有過上林苑、華林苑、樂游苑等著名皇家園林。

　　這一時期，鐘山同樣得到士人和佛教界的青睞，人們不僅在鐘山上植樹綠化，而且劉宋時開始，鐘山上下出現(xiàn)多個寺廟，著名者如上定林寺、下定林寺、宋熙寺、開善寺、明慶寺、大愛敬寺、頭陀寺、青園寺等。一批私家園林也在鐘山出現(xiàn)，知名者如南齊時的“東田館”、“博望苑”、“商飆館”，還有梁代文豪沈約的“東田”等。

　　隋唐時期，南京的城市地位一落千丈，鐘山和玄武湖也都被冷落。大書法家顏真卿任昇州刺史時，一度改玄武湖為“放生池”。不少著名詩人如李白、杜牧、韋莊、李商隱等，面對玄武湖地位的滄桑巨變大發(fā)感慨，如李白有“空余后湖月，波上對江州”之句。

　　到南唐時期，玄武湖一度復興，以致南唐大臣馮謐貪戀湖中“名目勝境，掩映如畫”，而向皇帝提出將湖贈給他為私園的請求，此事因遭到徐玄的阻止才作罷。此時的鐘山同樣得到朝廷的重視。后主李煜在這里建“報慈道場”，權臣李建勛在此大興亭榭，自稱“鐘山公”，其妻亦自稱“鐘山老媼”。

　　然而，因遠離城市，兩宋至元代的近400年間，鐘山及玄武湖均未受重視。這一時期，南京城的北城墻在今珠江路以南一線，今北門橋是當時的城墻北門所在。鐘山、玄武湖都在東、北郊。玄武湖在北宋年間一度還被江寧府尹王安石“廢湖為田”，直到元代才逐漸蓄水還湖。200多年后復活的玄武湖面積比之六朝時期已大為縮小。

　　明城墻、太平門的修建

　　讓“山水相連”變成山水分隔

　　鐘山和玄武湖的真正復興應是在明代。明代對這兩片區(qū)域有3個重大影響。

　　一是把這兩個區(qū)域分別建成了“禁區(qū)”。由于成為洪武帝朱元璋的陵寢所在，整個鐘山周圍以長20多公里的紅墻為界隔，又以數(shù)千人組成的“孝陵衛(wèi)”駐守保衛(wèi)，閑雜人等不得進入；玄武湖則于洪武初年成為貯存全國人口、田畝檔案(時稱“黃冊”)的“黃冊庫”所在，也禁止民眾入內，時人無奈寫詩說，“為貯版圖人罕到，只余樓閣夕陽低”。

　　二是把城墻建到了鐘山腳下和玄武湖南岸、西岸一側，使鐘山、玄武湖與主城區(qū)及覆舟山、雞籠山之間多了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徹底改變了六朝以來南京城市北部山水相連的視覺景觀，同時也阻斷了玄武湖此前與長江的連通，使玄武湖的水面進一步縮小。

　　三是在鐘山和玄武湖接合部建太平門一座，又在太平門外建“太平堤”(今成為龍蟠路一段)，并將玄武湖緊貼鐘山西麓的一片湖面隔為“中湖”(現(xiàn)“中湖”之遺跡還保存于白馬公園內)，從而徹底把原先連綿一片的鐘山—玄武湖區(qū)域人為分成兩地，改變了此前這一地區(qū)千萬年以來的山水格局。

　　清末民國開始

　　“禁區(qū)”變身為“公共園林”

　　改朝換代之后的有清一代，玄武湖、鐘山都不再作為皇家禁區(qū)。鐘山除明孝陵寢區(qū)還受清廷維護外，其他地區(qū)任人拆墻砍樹，以致到晚清時鐘山上下一片光禿。玄武湖也逐漸變成百姓耕獵之所。

　　鐘山和玄武湖的命運到清末、民國時發(fā)生了第三次重大改變，即開始向“公共園林化”方向發(fā)展。

　　1840年以后，隨著西風東漸，面向市民開放的近代“公園”在中國出現(xiàn)，其起源地就在離南京不遠的上海。公益性的“園林”概念進入中國，促使過去封閉和獨占式的皇家園林、私家園林等向“公園”形態(tài)轉變。

　　1909年，清政府在南京籌辦“南洋勸業(yè)會”，兩江總督端方?jīng)Q定把玄武湖開辟為對社會開放的公園。為方便游人入園，湖西打破城墻辟建“豐潤門”(1931年改稱“玄武門”至今)。1911年玄武湖公園正式開放。

　　鐘山的公共園林化要略晚，起因則與孫中山先生有關。1926年，遵先生遺囑，中山陵破土動工，1929年舉行奉安大典，1935年整個鐘山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劃為總理陵園，“鐘山”由此成為紀念性公園所在。

　　鐘山、玄武湖的“公園化”趨勢迄今未曾結束。今天，在這兩個區(qū)域內，有紫金山森林公園、中山先生陵園、明孝陵考古遺址公園、中山植物園、靈谷寺公園、白馬石刻公園、山頂公園，及玄武湖公園、情侶園、紅樓藝文苑、梅花谷公園、十朝文化園等一大批不同內涵、不同規(guī)模的公園。

　　現(xiàn)代化新南京框架之中

　　真正成為城中之山、城內之湖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上世紀80年代，當人們到中山陵、明孝陵參觀時，還被說成是去南京“東郊”。然而，今天打開南京地圖，鐘山—玄武湖區(qū)域其實已經(jīng)處在大南京城區(qū)的中心地域，其周邊除了有古城墻圍合的老城區(qū)之外，還出現(xiàn)了仙林新城、新堯新城、湯山新城、東山新城、河西新城、板橋新城、浦口新城、六合新城等。這些年來，隨著南京城市規(guī)模和空間的迅速擴大及城市化速度的大幅提升，原先位于“郊區(qū)”的鐘山—玄武湖區(qū)域真正成為城中之山、城內之湖。

　　“南京中央公園”的創(chuàng)新理念就伴隨著一個現(xiàn)代化的新南京的建設要求而逐漸浮出水面。“中央公園”的規(guī)劃決策是在南京城市化和城市現(xiàn)代化背景下以呼應城市空間結構的巨大改變和傳承城市歷史文脈的需求而作出的。從有關方面的公示上看，它以文化遺產(chǎn)保護、生態(tài)保護、市民休閑、文化建設、旅游業(yè)發(fā)展等為宗旨，是通過資源整合和環(huán)境改善，以“中央公園”的建設形態(tài)，為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大南京提供一個規(guī)模更為匹配的文化中心、生態(tài)中心和休閑中心，是建設文化南京、綠色南京、宜居南京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鐘山—玄武湖區(qū)域從近代以來不斷向公園化方向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還是鐘山—玄武湖空間區(qū)域被明代“分裂”之后的一次重大自然歷史回歸。

　　據(jù)調查，在未來的“南京中央公園”區(qū)域內，保存著170多處物質文化遺產(chǎn)、10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23個大小湖泊、11條河流、30多種古樹名木以及特殊的地質地層等不同類別的自然遺產(chǎn)，體現(xiàn)著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國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的寶貴特質和極其豐富的文化景觀內涵。我們相信，“南京中央公園”的建設過程中，能夠做到對區(qū)域內所有文化遺產(chǎn)和自然遺產(chǎn)的保護與尊重，能夠通過空間和結構的重組與提升，為我們的城市發(fā)展錦上添花，讓南京也擁有和世界上其他先進國家城市一樣的真正高品質的“中央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