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新建新區(qū)、新城，來釋放舊城的人口壓力，這個思路本身沒有什么問題。城市發(fā)展到高級階段，就是一種多中心的形態(tài)，舊城周邊配有附屬衛(wèi)星城，新城、老城之間基于功能分工(比如商業(yè)區(qū)、工業(yè)區(qū)等)，形成既相互區(qū)隔又不完全分離的塊狀地域，并協調補充，組成立體的城市網絡。傳統(tǒng)意義上大城模式，或者說，所有城市元素都集中在一個中心的狀態(tài)，承載不了人口壓力，也無法適應社會分工，要實現分流，往往得通過造城來創(chuàng)造空間。開封市的這場“豪賭”，就是把老城改造為實景旅游區(qū)，并通過新建新城，來接納老城區(qū)的轉移人口，這是對城區(qū)功能的重新改造。

　　不過，造城本身是場投資，得清晰地預估成本。整個開封的財政收入也就50億，僅拆遷就耗費20年財政收入，如果計入舊城維護費用，和新城建設費用，對當地財力而言，必然是筆天文數字。實際上，開封造城計劃早有提出，卻一直因資金困難擱淺，現在資金問題也同樣未解決，當地表示將靠發(fā)行地方債或向銀行巨額貸款籌措資金，這無疑要背上巨額負債，僅利息都將是沉重負擔。邊建設邊還債，這筆債要靠多少年的旅游收入還完？負債累累的公共財政還有多少動力改善社會福利？這些都沒有人能夠說清楚。

　　此外，造城所應支付的，還有龐大的社會成本。改舊城、建新城，不只是對城市功能的重新劃分，還涉及社會結構的調整。西方發(fā)達國家也有造城，但它們往往有個前提，就是在造城之前，已經發(fā)生了人口的自然流動，從舊城區(qū)流向郊區(qū)，比如逆城市化現象，這種流動是自然而然的，是人們基于自身考慮的主觀選擇。先有流動，然后才有對流入區(qū)改造成城，雖然也稱之為“造城”，但其中的主觀意志很弱，造城服務于人口流動。但開封不同，人口遷移得服務于造城，不是自發(fā)的，帶有行政色彩，且規(guī)模龐大。老城區(qū)的人口在原有地域上生存，已經形成了固定的生活狀態(tài)，現在這一狀態(tài)被打破，與地域遷移對應的是生活方式的變更，就業(yè)、教育等都要同步調整，這部分社會成本無法量化，卻影響深遠。新聞中也提到，老城區(qū)多為無業(yè)或低收入者，要他們融入新的生活空間，無疑是有難度的，成本更是難以估算。

　　從誕生與演化來看，城市本身是經濟、人口、文化等要素的綜合產物，因而，造城不單是地域擴張的過程，而且是重新建立一套生活、生產方式的過程。內蒙古清水河縣60億新城爛尾，已提供了深刻教訓；過快的城市化，以及缺乏克制的造城沖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早已為公眾所警覺。在這些事實之下，舉債造城，顯然需要審慎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