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數據環(huán)境下的城市設計——與AlanPenn教授對談錄

　　嘉賓：AlanPenn，倫敦大學學院巴特雷特建成環(huán)境學院院長，空間句法實驗室建筑與城市計算講席教授，英格蘭高等教育研究基金委員會委員，倫敦空間句法公司創(chuàng)始人

　　采訪：沈堯，倫敦大學學院巴特雷特建筑系空間句法實驗室博士生

　　協助整理：孫唯、姚妍華，倫敦大學學院巴特雷特建筑系空間句法實驗室碩士生

　　AP=AlanPenn

　　YS=沈堯

　　引言

　　如今，城市設計日益受到來自數據環(huán)境變化引起的挑戰(zhàn)。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有關城市“大數據”的理論、城市數據資源、分析尺度、精度及方法的演變。

　　雖然技術樂觀主義正在獲得廣泛的認同，但是關于城市設計范式在新數據環(huán)境下可能的變化的討論方興未艾。

　　本文通過與倫敦大學學院院長AlanPenn教授（建筑計算方向教授）的對談，探討在城市設計過程中應用城市“大數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及其他相關的議題。

　　01一次新的“計量革命”？

　　YS：有人認為，目前的數據環(huán)境提供了所謂的第二次“定量革命”的契機。假設我們接受這一論調，那么在您看來，它與上世紀六十年代發(fā)生的第一次定量革命有什么異同？這樣的異同在東西方不同的背景下又會呈現出哪些特點？

　　AP：當我們在經歷第一次“定量革命”的時候，有一些批評觀點不容忽視。其中有一篇非常精湛的批評文章，作者列舉了一系列在變革中所產生的認知偏差，并直接批評了當時流行的大尺度城市建模(Sayer1976，1979a，1979b)。

　　而MikeBatty教授在他最近的論著中回應了當時的批評(Batty2013)。早期關于第一次定量革命的批評通常集中在它的實證特性，并聲稱實證分析應是為了假設的驗證。

　　因而，觀測的現象不應該被簡化成為一種普適的遞歸的因果系統(tǒng)。同時，數據也不應該被認為能夠替代理論的重要性。此外，預測模型只能作為某種探索性的分析(Sheppard2001)。

　　也有批評認為我們的模型沒有可供支撐的數據與計算能力。當時我們沒有手段獲取全面的數據，同時電腦沒有足夠的運算能力來處理多因子、大樣本及全系統(tǒng)的推演。

　　此外，許多復雜的社會因素也時常被主要的理論模型所忽視。這些問題在之后的幾十年里逐步得以解決，這也是MikeBatty教授對計量手段的未來充滿信心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他的批評觀點來自于一些直接參與了第一次定量革命的人，如ChristopherAlexander。他是一個數學和計算機方面的專家，曾試圖設計一個整合系統(tǒng)來設計印度的村莊(Alexander，1964)。

　　在這個項目結束幾年之后，他曾在一次采訪中承認他之前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并表示估量一個復雜的人居聚落是不現實的，這也使他加深了對定量方法的懷疑。

　　此后，他試圖探索了一種相對不太激進的語匯，來解釋人們對事物的廣義理解。后來他開始提倡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命哲學來解釋“自然秩序”——其包括了一種基于對自然的認知與感受的個體心理學及相關的因子(Alexander2002)。

　　在某些方面，這種理念類似于中國的風水，捕捉自然狀態(tài)，闡釋個人與世界及宇宙的關系。我們也許可以將他的模式語言理解為來自美國西岸的一種“風水”學說。

　　而在當今的中國，風水似乎已經過時了。雖然現在仍有一些人精通風水，但如果你是一位當今中國的主流城市學家，你或許會對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諸多理性的模型更感興趣。這也許是中國國內對空間句法感興趣的原因。

　　我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一方面，人們有機會重新認識、梳理并實踐西方國家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地理、建筑等領域發(fā)生的定量革命的經驗和教訓。樂觀者也許會認為更為先進的當代技術可以彌補之前的偏差。

　　另一方面，ChristopherAlexander的批判仍舊值得重視。在設計過程中，對于定量的過度強調，以及過度剛性的手段的介入也會使得設計失去其精神和靈魂，進而缺少應有的人文色彩。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認識到人性的重要性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方法論中予以重視。

　　還有一些學者從政治角度來提出批評意見，如DavidHarvey。他也曾是一名定量地理學家。他對于定量革命的批評集中在對其政治價值的重新審視，關注生產及資本。這確實是一個需要重視的現實問題，對于當今的中國也十分關鍵。中國社會正處在從過往的集體式的政治經濟結構向市場經濟形態(tài)轉型的階段。這一過程存在很大的風險，涉及大量的資本制度問題。

　　簡單地忽略這些問題顯然是不可取的。思考相關的制度建設有助于在定量背景下建立一個較好的市場管理機制。

　　當西方發(fā)生第一次定量革命時，中國正在經歷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打斷了當時中國學術的諸多探索?？茖W研究被迫暫停，學者們則被要求改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學重新發(fā)展的教育體系仍舊聚焦在西方五十年代的建筑及城市規(guī)劃學。

　　因此，在中國，建筑及城市規(guī)劃學科錯過了西方的第一次定量革命，當然也錯失了充分吸收相關成果的機會。這使得中國建筑教育趨向于以傳統(tǒng)學院派模式培養(yǎng)新人。學生們學習繪畫平面圖、立面圖和三維幾何形態(tài)來塑造建筑及城市空間。

　　因此，中國現在需要從政治、經濟及社會角度來看待城市計算，并注重提倡與之相關的理性方法。我認為這些是可行的，但需要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復制西方在六十年代所采取的措施。中國應該充分把握當今的新機遇，探索自己發(fā)展的新模式，并在借鑒既往模式或西方模式時保持謹慎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