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關于考古的研究

　　朱江說，他從小的理想，是當一名小學教師，而且是農(nóng)村小學教師，“可是自從參加革命工作后，一切就不由自主了。”1949年3月，朱江參加革命工作，從事文化教育工作長達49年，于1997年3月離職休養(yǎng)至今。

　　1953年，朱江參加了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第二期“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進修，除在北大學習考古學系統(tǒng)課程而外，還至河南鄭州參加殷代文化遺址，參與洛陽燒溝戰(zhàn)國墓葬發(fā)掘等項田野考古實習……

　　回憶考古生涯，朱江考證過猶太人在揚州的蹤跡，以及揚州新羅文化遺跡等，引人關注的則是他對唐代揚州城址進行過專門研究。

　　朱江研究發(fā)現(xiàn)，記載揚州唐代城址的文獻，最早出現(xiàn)在唐朝編修的《元和郡縣圖志》。由于其中淮南道卷的遺失，唐代揚州的圖與志，也就成了歷史的懸案。因此，日本高僧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就成了揚州城址及其規(guī)模較早的文獻記載。

　　揚州唐城城址論說古今不一，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安藤更生所著《唐大和尚東征傳之研究》一書，作為唐代揚州城池考證的依據(jù)，形成“安藤說”。針對“安藤說”，朱江提出了他的觀點，即“朱江說”，兩說的主要分歧，一是在子城方面，主要是在城垣幾重的問題上；二是在羅城方面，焦點集中在城的范圍問題上，這也是所有揚州唐城論爭中分歧最大的一個問題，牽涉到揚州唐城的總體規(guī)模及其總體布局這樣根本性問題。

　　朱江以其實地考古調查發(fā)現(xiàn)，唐代揚州城址的位置，應在今市區(qū)西北五里的蜀岡上下，究其規(guī)模而言，共分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坐落在蜀岡上的牙城，一是坐落在蜀岡下的羅城。牙城亦名子城，即小城的意思，是唐代揚州官衙集中的地方，亦是隋煬帝的宮城所在。羅城亦名大城，是在牙城東南平原上增筑起來的民居和工商云集的區(qū)域。

　　從揚州唐城遺址來看，朱江認為，唐代揚州城址遺址的方位是“西踞蜀岡”，“北抱雷陂”，南界保障湖，東臨黃金壩。揚州唐城的地理位置，即在“淮河以南，長江之北，東海的西頭”，即在東經(jīng)119.27度、北緯32.24度的地方。安藤教授后來也改變了他的觀點，在其由日本弘文館出版的人物叢書《鑒真》新著〈揚州附近形勢圖〉中，重新訂正了圖說，與“朱江說”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