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聚在納什維爾的街角，有的坐在輪椅上，其他的在走路。他們手握著智能手機，陸陸續續到來，相互友好交談著；同時，有一名工作人員正在幫助他們登錄一個應用程序。他們分成小組,尋找那些具有歡迎殘疾人標志的餐館、咖啡館以及商店，這些地方配備有國際通用的帶有輪椅坡道的停車場、自動開關的前門、寬敞且具有扶手的衛生間、盲文指示、低亮度照明、防炫目地板、無刺激性氣味的肥皂。每個小組都在使用這個應用程序來記錄相關數據，并評價這些功能。一旦提交，這些信息就會存儲在數據庫中，其他人可以使用該數據庫查找這些具有殘疾人設施的地點。

　　這是一個殘疾人無障礙地點的“地圖填圖活動”，旨在通過集體的力量來記錄下周圍環境的特點，并將收集的數據和可視化信息轉化為可以指導殘疾人行動的工具。他們利用智能城市技術的優勢，特別是城市中商業地點的地理定位，來共享那些傳統意義上只能口口相傳的信息。這些應用程序正在幫助提高信息的完整性和易得性，例如谷歌地圖和一些用戶口中“殘疾人Yelp”。但是，即使這些應用程序正在發揮作用，此類數字地圖質量如何，完全由它的存儲的數據質量決定。對殘疾人來說，不好的一面就是，這也有可能會讓都市生活變得更加艱難。

　　受益于AXS Map、Access Earth、AccessNow和Wheelmap等應用的發布，這個數字化的殘疾人無障礙地圖中的數據正在快速增長。在我研究無障礙建設的十年里，我遇到了幾十個這樣的項目，我甚至也開始了自己的項目。有些程序，如AccessNow和AXS Map，是由他們的潛在用戶開發的：他們是殘疾人，他們在更主流的地圖技術中發現了殘障人士導航的空缺。有一些應用程序背后是與殘疾有關系的人在支持開發，例如他們的家庭成員或治療師；還有一些，是由慈善型創企和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支持開發的。

　　數字化的殘疾人無障礙地圖進行外包有兩個意圖。首先，用戶生產內容上傳迅速，同時能向別的用戶提供數據范例。一些應用程序甚至允許用戶建立個人資料，并在通過排行榜的形式，讓他們看到別人對自己調查地點數量的認可。一些人希望，這可以激勵出現一種新型城市公民，所謂的“智慧公民”（smart citizen），該社區成員可以貢獻時間、勞動力和上線時間來生成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數據。即使該公民自己不是殘疾人，它也能注意并記錄下建筑環境中與殘障人士相關的數據，同時讓人們更多地了解許多身體、感官和精神有殘障的人士所面臨的障礙。

　　人們通過眾包來提供無障礙設施數據的開始時間，要遠遠早于應用程序的出現。幾十年來，殘疾人活動人士一直在手工繪制地圖，來讓公眾知道在公眾場所輪椅坡道、路標等基礎設施存在的必要性，特別是對于像輪椅使用者這類人群來說，這有多重要。在加州的伯克利、伊利諾斯州的烏爾班納和香檳等城市，環境審計、地圖繪制、特別設計和“游擊式城市化”等公共空間的設計，使輪椅和電動輪椅使用者能夠在其他城市中無法通過的區域通行。例如，這些城市會利用現有材料構筑連接人行道和坡道的斜坡等。

　　但是，在眾包成為技術公司所采用的數據收集方式之前，殘障人士就已經質疑過這份來自大眾的智慧了。許多殘障人士喜歡“沒有我們的同意，不要做關于我們的決定”這句話。人們在正式的公共建筑或城市規劃實踐之外，會做一些臨時的設施改變，來幫助殘障人士的通行。但這些改變有利有弊。在伯克利，失明或視力受損的人有時會反對城市游擊主義者鋪設的輪椅通道，他們說這種額外的突然改變讓城市道路變得難以預測，反而增加了困難。最終，通過殘障人士聯盟的努力，大家達成共識，提出了一個新的設計標準：用凸起的、黃色的、有觸感的小斜坡來連接道路，這樣，既可以使輪椅能夠進入，也能向使用拐杖的人提供信號，告訴他們即將到來的高度變化。

　　這更像是一個游擊隊式的城市化過程，這種無障礙地圖往往會成為一個政治化的集體力量：呼吁通過集體的努力來構建一個更好的公共空間。這聽起來可能比較容易形成共識，因為諸如“美國殘疾人法案”等法律的執行通常是為了解決個人的不滿，而不是為所有人去創造更好的基礎設施。如果是我個人遇到一個進出困難的場所，我可以提出相應的控訴，之后相關單位會啟動調查，我這個行為的結果可能就是讓一家企業改變那個地方的布局。但是，如果是我想讓我沒有去過的場所更容易進出，我就必須自己得去實地走一遍體驗過后才可以。

　　這樣的結果就是，我們發現我們城市的基礎設施在對殘疾人的關照水平上參差不齊，有的方便，有的不方便，拼湊在一起。提倡建造更多樓梯和LED照明燈（更多的LED照明燈可能導致偏頭痛和感覺過度刺激）的新城市趨勢，以及一些忽視了視覺障礙的情況下設計的智能城市活動就會形成一些額外的障礙。殘疾人的無障礙地圖成為了一個長期性的項目，而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

　　其中一種解決方案，就是我們進行一場無障礙地圖的測繪填圖，從納什維爾到巴黎，到世界各地。讓很多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去產生廣泛的、聚集群體智慧的內容，讓那些平時不會遇到出行障礙的人也能注意到這些地方，并且能夠主動上傳相關數據。這樣，這些數據就會通過該應用程序集中到數據庫中，并被存儲下來。

　　但是，盡管這種地圖信息的構建，本身的出發意圖是美好的，但在信息輸入時往往是一種二進制的類型，或者人們往往在測量該環境是否方便出入時只關心到了是否的問題，所以，許多人上傳的信息只是是或否。還有的人，僅僅只是尋找是否有輪椅通道，卻忽視了視力、聽力、智力認知、慢性疾病、學習能力或化學敏感性等相關的非行動類殘疾情況。“美國殘疾人法案無障礙指南”中其實需要更詳細的無障礙指標測量，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數據僅僅提供了該場所是否有無障礙通道這一最低要求而已。

　　平時都正常通過走路行動的人，很可能不會意識到輪椅在狹小空間內轉動所需的空間參數，比如在浴室里。平時擁有著正常視覺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評估視力障礙者對一些基礎設施是否方便的判斷。對某些照明或氣味不會有敏感反應的人，可能甚至不會注意到這些特征的存在。眾包在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

　　這個應用程序可能僅僅因為一個浴室的臺階不需要調整，就把它標記為對殘疾人是無障礙的，但是，浴室中干手器和水槽的高度可能對殘疾人來說是不方便的。照明質量或化學清潔劑的存在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不同人的感知是不同的。同樣的，工作人員是否能夠流利使用美國手語，菜單和標志是否有相應的盲文標志，或者閃爍燈是否會導致癲癇發作等信息，在這個數字化標記的無障礙地圖應用程序中，這些方面的信息常常被忽略。評估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切實的生活經驗，所以才會有這句殘疾人運動的口號——“沒有我們的同意，不要做關于我們的決定。”

　“沒有我們，就不要做我們的決定”也延伸到更廣泛的城市和數字基礎設施的設計上。許多數字無障礙應用促進了當前城市的技術發展。根據無障礙技術專家Victor Pineda和James Thurston的一個叫做“smart cities for all”的項目——“人人擁有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技術的愿景是“將我們的個人設備與我們所依賴的城市服務連接起來”，將公民的日常生活與城市空間“無縫地融合”。

　　然而，有大約60%的專家認為，殘障人士已經被新興城市的科技所遺忘。包括紐約和達拉斯在內的一些城市，它們設計了配備有“智能屏幕”的公寓，這些公寓擁有耳機接口、語音播報、高對比度屏幕等，可以為有聽力以及視力障礙的人士提供幫助。但是大部分智能手機的無障礙應用卻沒有這樣的設計。相反，他們的數據都是基于可視性以及可閱讀性之上，未曾考慮到有視力或是觸覺障礙的人士的使用。

　　與盲道地磚的設計類似，電子無障礙地圖的應用設計，應當在設計之初就全面的考慮到各種殘疾癥狀。相比于完全依賴視覺表達數據，電子無障礙應用應當與“深度城市設計”合作，或是通過不同的感知方式來收集和表達數據。例如可以用圖片表達出門口，或者結合路線規劃導航功能。更加深度化的電子無障礙地圖，可以同時提供空間協調性、施工狀況和臨時障礙物的實時信息、街景甚至是錄音的音頻和視頻描述信息。現有的大部分無障礙應用尚不具備這些能力，部分是因為他們大部分都基于電子地圖工具來構建的，因此將可視性作為了必要條件。

　　這種情況正在慢慢變好。2017年，谷歌地圖開始允許用戶在六個主要城市添加有關輪椅通道的信息。一旦得到擴展，這些數據就能完全取代目前其他的數字地圖中的數據，將其數據列表納入全球的技術應用中，就像其他對殘障人士的技術已經開始向主流消費者推銷一樣。此發展趨勢，也意味著能夠豐富當前的無障礙設施信息存儲數據庫，從而消除跨平臺的數據冗余。但是，當然，它也存在著一種風險，就是讓這個概念變得制度化，從此就是通道就意味著特指輪椅通道，成為了一種流行的全球工具，像谷歌地圖一樣。

　　全球化的技術同時也產生了其他的問題。由于文化和地理位置差異，也造成了無障礙標準的不同。美國標準在其他國家的實踐或是模仿的過程中，沒有充分考慮到當地殘疾癥狀的實際情況。例如，一部分對印度無障礙廁所的研究發現，標準的輪椅無障礙廁所對于爬行或是使用其他輔助工具（例如滑板和小車）的人士來說并不便利，甚至某些時候蹲廁更加普遍。在全球廣受歡迎的谷歌地圖，以英語作為默認設置，可能會將無障礙信息的表達局限于西方的英語國家。

　　但即使所有這些問題都得到解決，該應用也只是可以讓城市更具可導航性，但它們不會實際上改變城市中的實際狀況。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記錄城市建筑環境中的當前狀況，而不是倡導更好的環境。在應用程序出現之前，殘障人士的倡議者使用地圖來記錄這些不公平，并想象著一個有更多選擇的未來圖景：在新的環境，無障礙的環境應該是常態，而不是例外。當代議題中也應該把這類的討論納入其中。讓更多的人更多地了解廣大殘障人士群體，數字制圖可以做的，不僅僅是記錄現在的世界，它還可以推動政治，城市設計和政策改進。畢竟，智慧城市，意味的不僅僅是一個更科技化的城市，而是一個真正更好的城市。

　　（作者Aimi Hamraie是范德比爾特大學醫學、健康、社會和美國研究的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