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進入新時代，承載著無數中華兒女鄉愁記憶的傳統村落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視，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有關部門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度瀕臨大規模消亡險境的傳統村落被搶救性保護并得以“活化”和發展。在此過程中，涌現了一大批為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事業奔走呼號的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馮驥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用不辭勞苦的實地走訪調研和反復深度思考，應中國建設報之邀，為我們總結梳理了保護與發展傳統村落的時代價值、必要性和緊迫性以及還需要重點做好的幾件事，具備很強的思想性和建設性，供行業借鑒參考。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 馮驥才

　　2012年，我國正式啟動了針對傳統村落的全面調查，同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部等三部門首次印發了《關于加強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工作的指導意見》（建村〔2012〕184號），并開始了《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甄選工作。這是一個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的事件，必將成為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此之前，大量出現在媒體上的信息與文章，無不表達著學界與公眾對傳統村落這一關乎國人本源性家園命運的關切；在啟動針對傳統村落的全面調查后，人們關注的焦點開始轉向那些瀕危的千姿百態的古老村落將何去何從。這里，就有關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時代價值和幾個關鍵問題闡述一些個人的意見，供參考。

　　一、傳統村落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文化遺產

　　目前國際上對歷史文化遺產分為兩類：一是物質文化遺產，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人類歷史的轉型期間，能將前一階段的文明創造視作必須傳承的遺產，是進入現代文明的標志之一，這時間并不久，不過幾十年，而且是一步步的。從國際性的《雅典憲章》（1933）、《佛羅倫薩憲章》（1981）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憲章》（1987）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可以看出，最先關注的是有形的物質性的歷史遺存——從小型的地下文物到大型的地上的古建遺址，后來才漸漸認識到城鎮和鄉村所蘊含的人文價值。

　　然而，在聯合國各類相關文化遺產的文件中，我們只能見到一些零散的關于傳統村鎮保護的原則與理念，沒有整體的保護法則，更沒有另列一類，至今還未見任何一個國家專門制定過針對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法規。從本質上講，傳統村落卻是與現有的兩大類——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大不相同的另一類遺產。

　　首先，它兼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屬性，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屬一個文化與審美的基因，是一個獨特的整體。過去，我們曾經片面地把一些傳統村落歸入物質文化遺產范疇，這樣一來造成只注重保護鄉土建筑和歷史景觀，忽略了村落靈魂性的精神文化內涵，最終導致村落魂飛魄散、徒具軀殼、形存實亡。因此，傳統村落的遺產保護必須是整體性保護。

　　其次，傳統村落的建筑無論歷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古建屬于過去時的，鄉土建筑是現在時的。所有建筑內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須不斷地修繕乃至更新與新建。所以，傳統村落不會是某個時代風格一致的古建筑群，而是斑駁而豐富地呈現著動態的、嬗變的歷史進程。它的歷史不是滯固和平面的，而是活態和立體的。鑒于此，對于這一遺產的確認和保護的標準應專門制定并自成體系。

　　再其次，傳統村落不是“文保單位”，而是生產和生活的基地，是社會構成最基層的單位，是農村社區。它面臨著改善與發展，直接關系著村落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因此保護與發展必須相結合。在另兩類文化遺產——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顯然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最后，傳統村落的精神遺產中，不僅包括各類“非遺”，還有大量獨特的歷史記憶、宗族傳衍、俚語方言、鄉約鄉規、生產方式等，它們做為一種獨自的精神文化內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傳統厚重鮮活，還是村落中各種非遺不能脫離的“生命土壤”。

　　綜上所述，從遺產學角度看，傳統村落是另一類遺產，一種生活生產中的遺產。在此背景下，對它的保護一直是個難題。一方面是它規模大，內含豐富，又是活態，現狀復雜，對它的保護往往與村落的發展構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屬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轄，若要保護，必然牽涉政府各分管部門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覺悟；另外，中外可資借鑒的村落保護的經驗都極其有限，而現有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規、理念與方法又無法適用。這是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長期陷在困境中的根由，其出路只有我們靠自己來開拓和創造了。

馮驥才在中國傳統村落——山西晉中市榆次區后溝村

　　二、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基本都體現在農耕文明里。村落是我們農耕生活的源頭與根據地，至今至少有一半國人還在這種“農村社區”里種地生活，享用著世代相傳的文明。在歷史上，當城市出現后，精英文化隨之誕生，但最能體現民眾精神本質與氣質的民間文化依舊活生生地存在于村落里。

　　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域多樣，氣候迥異，在漫長的歲月里，交通不便，信息隔絕，各自發展，自成形態，造就了中華文化的多樣并存與整體燦爛。如果沒有了這花團錦簇般各民族地根性的傳統村落，中華文化的燦爛還從何而言？

　　但一些村落調查和統計數字卻令我們心頭驟緊。2000年時，我國自然村總數為363萬個，到了2010年，總數銳減為271萬個，十年內減少了90萬個自然村。這對我們這個傳統的農耕國家而言，可是個“驚天”數字，它顯示出村落消亡其勢迅猛，且不可阻擋。

　　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城市擴張和工業發展突飛猛進，大批農民入城務工，勞動力向城鎮大量轉移，致使村落的生產生活被瓦解，造成空巢化嚴重；二是城市較為優越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成為愈來愈多年輕一代農民的選擇。許多在城市長期務工的年輕一代農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勢所必然。三是城鎮化。城鎮化是政府行為，拆村并點力度強大、所向披靡，直接致使村落消失。

　　在由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村落的減少與消亡是正常的，城鎮化是農村發展的重要方向與途徑，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不能因為這個，我們就對村落的文明財富不留家底，粗率地大破大立，致使文明傳統及其傳承受到粗暴的傷害。傳統村落的消失不僅會使燦爛多樣的歷史創造、文化景觀、鄉土建筑、農耕時代的物質見證泯滅，大量從屬于村落的民間文化——非遺也將隨之灰飛煙滅。

　　目前我國已公布了好幾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其中有部分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中，這些文化遺產大部分活態地保存在各地的村落里。聯合國教科文對非遺評定的標準是：它必須“扎根于有關社區的傳統和文化史中。”如果村落沒了，非遺——這筆剛剛整理出來的國家文化財富便要立即重返絕境，而且是滅絕性的、“連根拔”性的。我們能叫一項項珍貴的國家遺產得而復失嗎？

　　此外，傳統村落還有另一層意義——它是許多少數民族的所在地。不少少數民族沒有文字，沒有精英文化，只有民間文化。他們現在的所在地往往就是他們原始的聚居地。他們全部的歷史、文化與記憶都在他們世襲的村寨里，村寨就是他們的根。少數民族生活在他們的村寨里，更生活在他們自己創造的文化里。如果他們傳統的村寨瓦解了、文化消散了，這個民族也就名存實亡，不復存在。我們有權利看著少數民族從我們眼中消失嗎？

　　這些年，馮驥才一直在從事包含中國傳統村落在內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事業

　　三、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需要做好的幾件事

　　近年來，隨著傳統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劇，不少大學、研究單位和社會團體頻頻召開研討會和相關論壇，謀求這些古老家園安身于當代的良策；不少志愿者深入瀕危的傳統村落進行搶救性的考察和記錄；一些地方政府在保護和發展路徑上也在做各種嘗試。盡管有些嘗試頗具創意，但還只是地方個案性和個人自發性的努力，沒有從根本上破解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面臨的困局。

　　2012年4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聯合啟動了中國傳統村落調查，并把“盤查家底”列為工作之首，充分體現了國家有關部門的氣魄、決心與態度。這項工作推動得積極有力和富有成效，半年后，通過各省政府相關部門組織專家的調研與審評工作初步完成，全國匯總的數字表明我國現存的具有傳統性質的村落近12000個。隨后，上述四部門成立了由建筑學、民俗學、規劃學、藝術學、遺產學、人類學等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評審《中國傳統村落名錄》，進入名錄的傳統村落將成為國家保護的重點。

　　由于傳統村落保護與村落生產生活的發展密切相關，任何部門無法獨自解決，多部門聯合推行，不但可以統籌全局，推動有力，并使工作的落實從根本上得到保證。這是一個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的創造性的辦法，體現了黨和國家保護傳統村落的決心。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確定下來后，并不是意味著保護與發展傳統村落已經完成，相反卻只是剛剛開始，任重而道遠。我以為，未來在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問題上，必須認真對待和做好下面幾件事：

　　一、建立健全法規和監督機制。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要有法律保證，要有法可依，同時還要明文確定保護范圍與標準及監督條例。管轄村落的地方政府須簽署保護承諾書并建立健全監督與執法的機制。

　　我國現在的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2），同時有監督和執法機制，比較健全；非遺保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但缺乏監督和執法機制，問題較大。如果沒有監督與執法，法律文件最終會成為一紙空文。由于傳統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區，處于動態的變化中，保護難度大，只有長期不懈的負責任的監督才能真正保護好。

　　二、多聽專家意見。我國傳統村落形態多，個性不同；在選址、建材、構造、形制、審美、風習上各不相同。因此，在保護什么和怎么保護方面要多聽專家的意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應制定嚴格規劃，由專家和政府共同研討和制定，并得到上一級相關部門的認定與批準。

　　三、推進傳統村落的現代化。保護傳統村落決不是原封不動，村落的生產和生活都要現代化，村落的人們有享受現代文明和科技成果的權利。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諧統一，互為動力。其原則是，尊重歷史和創造性地發展，缺一不可。只有傳統村落生活質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們生活其中感到舒適方便，其保護才會更加牢靠。

　　四、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村落保護。在少數民族地區，傳統村落多半都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在地，其保護的意義與尺度應與漢族地區村落保護不同。對于少數民族一些根基性的原始聚居地與核心區域，應考慮成片保護以及歷史環境與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

　　五、傳統村落可以利用，但不是開發。一些經典、有特色、適合旅游的傳統村落可以成為旅游去處，但不能把旅游做為傳統村落的唯一出路，甚至“能旅游者昌，不能旅游者亡。”傳統村落是脆弱的，旅游要考慮游客人量過多的壓力，不能一味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更不能為招徠游人任意編造和添加與村落歷史文化無關的“景點”。聯合國對文化遺產采取的態度是“利用”，而不是“開發”。利用是指在確保歷史真實性和發揮其文化的精神功能與文化魅力的前提下獲得經濟收益；開發則是一心為賺錢而對遺產妄加改造，造成破壞，這種對遺產的“開發”等同“圖財害命”，必須避免。

　　六、細細收尋，不能漏網。盡管全國傳統村落的普查初步完成，但我國地廣村多，山重水復之間肯定還會有一些富于價值的傳統村落，沒有被發現，更細致的收尋有待進行。十多年來的非遺普查使我們明白，中國文化之富有表現在它總有許多珍存不為人知，我們不能叫于今尚存的任何一個有重要價值的傳統村落漏失。

　　七、采用“古村落保護區”和“露天博物館”式保護。“古村落保護區”是指將一個區域內形態相同和人文相關的一些村落（古村落群）整體地保護起來。雖然每個村落看上去都是個體，但實際上村落之間的歷史生命彼此相關。在一些地域內，往往相鄰的村落在創建及發展過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如果把這些相鄰與相關的大大小小的村落做為一個整體對待，則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歷史記憶與傳統生命力的保持。我國非遺保護就確定了一些“文化生態保護區”，效果很好。類似地，“古村落保護區”是地方政府的一種主動的創造，是文化自覺的一種表現，也是符合傳統村落自身特點的科學的保護方式，應受到國家和社會各界的支持。

　　在確定保護的較為完整的傳統村落之外，還有些殘破不全的古村雖無保護價值，卻有一件兩件單體的遺存，或院落、或廟宇、或戲臺、或祠堂、或橋梁等，完好精美，頗有價值，但孤單難保，日久必毀。現今世界上有一種愈來愈流行的做法叫做“露天博物館”，就是把這些零散而無法單獨保護的遺存移到異地，集中一起保護；同時，還將一些掌握著傳統手工的藝人請進來，組成一個活態的“歷史空間”——露天博物館。近些年來，這種博物館不僅遍布歐洲各國，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和泰國也廣泛采用，成為許多國家和城市重要的旅游景點。這種方式使那些分散而珍貴的歷史細節也得到了妥善的保護與安置。

　　八、提高村民的文化自愛與自信。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不能只停留在政府與專家的層面上，更應該是村民自覺的行動，他們才是保護村莊真正的主人，我們要幫助他們樹立保護的自覺。如果人們不知自己擁有的文化的價值，不認同，不熱愛，我們為誰保護呢？所以接下來一項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們的文化自覺和自信。

　　放眼全世界，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對傳統村落進行過全面盤點，進行整體保護。我們國家在這方面走在了世界其他國家前面，與我們數千年農耕歷史是相襯的，也是必須的。它體現的是我國作為東方文化大國深遠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覺與自尊以及致力堅守與傳承中華文明傳統的堅定意志。中華文明是人類偉大的文化財富之一。我們保護中華文明，也是保護人類的歷史創造與文明成果。

　　整體上看，雖然目前我國的傳統村落已走出困境，但對其的保護與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才剛剛開始，還有待于系統化、法治化保護與發展。在此過程中，需要相關的理論支持和理論建設，需要全民共識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識界的創造性的奉獻，以使傳統村落既不在急驟的時代轉型期間被拋棄，也不被惟利是圖的市場開發得面目全非。總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我們要用現代文明善待歷史文明，把本色的中華文明留給后世子孫。

馮驥才在中國傳統村落——山西晉中市榆次區后溝村跟村民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