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廣州經驗 謀創城市高質量發展新空間
專家在大會現場探討各地城市更新的案例和特點。
第八屆城市更新大會嘉賓走進廣州永慶坊調研,這里是廣州城市更新微改造的典型案例。
由五仙門發電廠舊址活化而來的廣州華僑博物館。南都資料圖
以保護為首,下足“繡花功夫”,促進“漸進式有機更新”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藍圖式規劃”轉向“空間治理型規劃”
從“關注物質空間”向“關注社會經濟”再向“作為公共政策”轉變,推動政府職能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型
“有效市場”需與“有為政府”結合,著力轉變發展方式
推動城市轉向具有美好人居環境品質、健康運營狀況的“增存并舉”發展模式
廣州城中村改造逐步走向“依法征收 凈地出讓”的新模式,強化政府主導,減少市場主體對前期工作的干擾,充分落實城市發展戰略與規劃意圖
7月27日-28日,第八屆城市更新大會在廣州舉行,旨在總結我國十多年來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建立起促進各方主體良性互動的機制,讓城市更新的效益惠及更廣泛的群體,凝聚社會共識。這是城市更新大會繼第三屆之后再度落地廣州,借鑒廣州城市更新經驗所形成的《中國城市更新廣州共識》倡議書也于會上正式發布。
這些年,廣州的城市更新走在全國前列:“三舊改造”是實施“城市更新”的最初形式,2009年-2014年,廣州作為全國最早的“三舊改造”試點,大力推進城中村改造工作;2015年-2018年,廣州在全國率先成立城市更新局,創新性提出“微改造”更新方式,啟動了多個微改造工程;2019年至今,廣州又逐步構建完善更新政策體系及規劃管控傳導機制,謀劃老舊社區成片連片更新改造提升……
存量時代,城市更新已成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大會推動“廣州經驗”形成“廣州共識”,希望為全國各地城市更新事業提供指引與參考路徑。
A
順應城市更新的可持續發展需求
前不久閉幕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過去強調“穩步實施城市更新行動”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規”的新要求。城市更新如何肩負更高的使命,謀劃創造城市高質量發展新空間,這成了本次大會的中心話題。
如何理解“城市更新”?中國工程院院士、住建部城市設計專業委員會主任王建國在會上提出了城市更新的四種類型:一是城市成長發展到接近成熟期時,環境物理載體的自然老化、性能退化和機能衰退引發的城市更新;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因科技發展、人口聚集、功能改變、產業多樣化、布局結構調整等引發的城市改造;三是涉及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建筑環境性能等多重問題的城市更新;四是城市發展的特殊需求場景、城市重大事件決策引發的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與城市建設相伴相生,是一個持續演變的漫長過程。從上述第三種類型開始,城市更新似乎愈發復雜化,更需要洞察和把握好城市未來的發展趨勢。“涉及多重尺度的城市更新,非常需要凝聚社會各方共識,建立交流—互動—協同機制,明晰更新訴求,并把握好時間策略。”王建國說。
在廣泛聽取城市更新領域的研究者、管理者、從業者及市民代表的意見建議的基礎上,本屆城市更新大會形成、通過并發布了《中國城市更新廣州共識》倡議書(以下簡稱《廣州共識》),以期為各方今后的城市更新事業提供指引和參考路徑。
南都記者注意到,這份涵蓋8條倡議、全文僅500余字的《廣州共識》,以具有借鑒作用的城市更新理論,詮釋了城市更新的現實意義和專業規范。城市更新工作在系統研究、整體謀劃、有序實施的基礎上,要加強規劃戰略引領,做好守正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共識》倡議,要處理好城市更新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生態文明建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系,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下足“繡花功夫”,促進漸進式有機更新。城市更新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藍圖式規劃”轉向“空間治理型規劃”,并從“關注物質空間”向“關注社會經濟”再向“作為公共政策”轉變,推動政府職能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型。此外,積極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著力轉變發展方式,推動城市轉向具有美好人居環境品質、健康運營狀況的“增存并舉”發展模式。
無論是始終以保護為首,促進“漸進式有機更新”,還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推動城市更新“增存并舉”發展,都順應著城市更新的可持續需求,也體現在廣州的諸多實踐探索之中。
B
讓建筑“新生于舊、舊生于新”
我國的城市發展已從“建設”時期進入“治理”階段,城市發展方式由外延擴張式向內涵提升式轉變,以存量資源推進城市更新,成為新時代城市空間治理的一個重點。大會首日,演講專家普遍認為,在“存量更新”時代,必須正確處理好更新與保護的“矛盾”,這是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也因此,《廣州共識》倡議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下足“繡花功夫”促進漸進式有機更新。
“每一個城市都是‘存量城市’,永遠需要處理好‘新’與‘舊’關聯交互的關系。”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李興鋼指出,“新”即增建新建筑,“舊”即保護舊建筑。二者之間的關聯交互概括為“新生于舊、舊生于新”,即新建筑因舊建筑獲得發展根基,而舊建筑也因新建筑煥發生機。
“對于舊建筑來說,我認為未必得是歷史建筑、文物建筑才值得保存和利用,凡是舊建筑或說舊物,都必有其價值。”李興鋼提出,舊建筑主要具有物質層面的遺物價值和精神層面的基因價值,要做好不同價值的判斷,在城市更新中“拆舊立新”就必須謹言慎行。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常青看來,這就是當下城市更新的復雜與困難之處。“在留改拆的基礎上,把不同時期迭代的建筑‘拼’在一起,讓它們能夠融合共生,這是一個時代命題。”對此,李興鋼提到了兩個重要路徑:一種是基于遺物價值的“新舊疊合”設計策略,用于解決既有建筑與工業遺存的保護和利用問題;另一種基于基因價值的“新舊因借”設計策略,用于解決歷史遺存傳續中新建筑的定位和協調問題,這就像是在兩個舊建筑之間建了一個新建筑,通過合理定位與身邊的舊建筑相協調,使舊建筑的基因價值得到延續。
作為超大型城市,廣州的存量資源豐富,實施城市更新潛力巨大。在城市更新實踐中,廣州對于新與舊、破與立、拆與留的考量貫穿始終。
2001年,王建國參與了廣州傳統中軸線城市設計競賽,奪得第一名。那時,王建國團隊就堅決保留下了傳統中軸線上沿江而立的五仙門發電廠舊址——這是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已有上百年歷史,廣東第一條13.2千伏輸電線路就是由此送出。
王建國記得,那時候按照上位規劃,五仙門發電廠要被拆除,將建起三棟超高層建筑。“我當時在《老廣州》畫冊上看到了一張發電廠黑白的歷史照片,認為它有很高的藝術和歷史價值,絕不能被拆掉。”于是,王建國向廣州市政府建議保留五仙門發電廠,官方又去和收購該地塊的開發商談判。幾經波折,這片區域得以保留。
2021年7月,由五仙門發電廠舊址活化而來的廣州華僑博物館建成試運行,成為全國首家利用百年文物建筑建設的華僑專題博物館。該舊址也先后入選廣州市第一批工業遺產、廣州市第二批文物保護利用典型案例。
C
協同推進空間治理與社會治理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這是實施城市更新行動的要義。城市更新一頭連著城市發展,一頭連著民生福祉,《廣州共識》因此倡議,城市更新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聚焦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以建設美好人居環境為目標,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城市更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自2018年起,廣州制定了“大師做+專職做+街坊做”的全民設計行動框架,關注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口袋公園、公廁、垃圾收集點、人行橋、變電站等小設施、微空間,開展“社區事·專職做”“社區事·大師做”“社區事·街坊做”三個設計行動,卓有成效。大會首日頒發了《城市更新優秀案例(第一批)》名單,共15個優秀案例,其中有4個來自廣州,《致廣大而盡精微——廣州“身邊項目·全民設計”城市更新實踐》名列其中。
“廣州重視‘大師小筑’工作,選取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空間和設施,邀請國內外的院士、大師進行設計,在細微之處提升城市的品質。”王建國說。
幾年前,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與廣州市供電局共同舉辦了變電站景觀及功能設計國際競賽。在一眾候選項目中,王建國很快相中了五仙門變電站。“變電站是一種鄰避設施,大家都需要,但都不想靠近。我們希望有機會扭轉這樣的負面印象,推動城市不斷發展。”
五仙門站可眺望珠江景,王建國帶領團隊利用這一優勢,將發電站沿街部分設計出騎樓的概念,并加裝玻璃窗,讓路人可觀察到內部變電站的工作狀況,而空中則設計了觀景的公共空間,供市民在此交流互動、喝茶賞珠江。“封閉的部分仍在發電工作,而開放的部分讓公眾可達,向市民科普供電知識,這會比課本更有效。”王建國說,變電站與周邊高架橋形成了一個視野上的緩沖,這樣的細微之處在城市更新中也尤為重要。
隨著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需求日益明顯,城市更新不僅要讓城市環境、功能優化升級,更要從“藍圖式規劃”轉向“空間治理型規劃”,堅持空間治理和社會治理協同推進。
在廣州,具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對城中村的改造。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鄧堪強介紹,廣州目前現有272條城中村、數量多、改造范圍大、涉及人口多,現狀建設量也大。城中村為廣州的城鎮化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為大量外來企業與人口提供了低成本的生產生活空間,但也在人居環境品質、基礎設施建設、基層治理等方面存在較大提升空間,需要通過城市更新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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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
正如《廣州共識》所倡議的,城市更新要從“關注物質空間”向“關注社會經濟”再向“作為公共政策”轉變,推動政府職能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型。不僅如此,要積極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著力轉變發展方式,推動城市轉向具有美好人居環境品質、健康運營狀況的“增存并舉”發展模式。
如何擔當好“有為政府”的角色?“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空間特征。以前的城市改造往往只看到土地價值、區域發展問題,很少看到當中的資源稟賦。”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周儉提出,如今政府要以“底線保障、正向引領”為城市更新的導向,在現有發展基礎上做好“補短板”,加強供給能力、筑牢發展后盾,同時“鍛長板”,形成優質的城市資產,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才是良性的“增存并舉”發展模式。
數據顯示,廣州現狀建設用地面積1917平方公里,國土空間開發強度約為25.5%。如今,廣州已納入國家低效用地再開發試點城市,在率先轉變超大城市發展方式上走在前列、當好示范,正在積極探索低效用地再開發的廣州路徑。
在規劃引領的基礎上,廣州也從產業配置、補齊短板、簡化流程、提高編審效率、傳承文脈、促進低碳城市建設等方面完善政策配套。例如位于廣州白云區的黃邊村,通過落實產城融合發展打造廣州設計之都,創造了十多萬個就業崗位。
“有為政府”又該如何與“有效市場”相結合?以土地開發為例,廣州進一步強化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統籌管理,加快形成“政府掌舵、企業劃槳”的土地儲備合作模式。過去,琶洲西區通過政府收儲與國企自留改造結合,成片連片導入創新型企業,保障重點功能區產業集聚。如今,《廣州市城中村改造條例》明確了“依法征收、凈地出讓”的新模式,新項目將按此模式推進。這強化了政府主導,減少市場主體對前期工作的干擾。
面對企業的成長需求,廣州還提出了“產業保障房”的概念。通過統籌產業過渡機制,建立城中村產業空間中轉臺賬,形成“大企業供地、中企業供樓,小企業供房”的供應機制。“小企業沒有能力拿地,我們的土地既要針對能夠‘打糧食’的大企業,也要給中小微企業提供成長的空間,讓大、中、小企業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辦法。”鄧堪強說。
聲音
每一個城市都是“存量城市”,永遠需要處理好“新”與“舊”關聯交互的關系。“新”即增建新建筑,“舊”即保護舊建筑。二者之間的關聯交互概括為“新生于舊、舊生于新”,即新建筑因舊建筑獲得發展根基,而舊建筑也因新建筑煥發生機。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李興鋼
如今政府要以“底線保障、正向引領”為城市更新的導向,在現有發展基礎上做好“補短板”,加強供給能力、筑牢發展后盾,同時“鍛長板”,形成優質的城市資產,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才是良性的“增存并舉”發展模式。
——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周儉
編輯:l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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