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中國不少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已步入存量型發展階段，城市更新成為城市建設改造的主要模式。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在上海市城市更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同濟大學教授伍江看來，“可持續”意味著更加“有機”，城市更新走出可持續新路，就是要在有機更新上下更大功夫。以下是他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演講。

　　對很多人來說，城市更新已經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城市為什么要更新？因為城市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體，城市更新就是持續不斷的常態化的生命活動。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城市建設以大拆大建為主，這種手術式的大規模更新改造模式導致諸多“城市病”的產生。從客觀規律上說，城市的增量型發展階段是城市的初步建設階段，城市的存量型發展階段是城市的維護和提升階段。就城市發展的全生命周期而言，增量型發展階段是短期的、非常態化的，而存量型發展階段是長期的、常態化的。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在我看來，“可持續”意味著更加“有機”，城市更新走出可持續新路，就要在有機更新上下更大功夫。

　　城市有機更新必須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

　　持續完善和優化城市功能，提高城市服務能力和空間品質，特別是城市的公共服務功能和公共空間品質，不斷滿足創造最適合于人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空間，體現城市的人民性，是城市更新的根本目的，也是城市的根本價值所在。

　　（一）激發城市的空間活力，避免在更新中犯“潔癖”

　　在城市規劃和城市服務資源配置上，應突破傳統的“公共服務配套”觀念，適當提高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冗余度。服務是可供選擇的而不是被“指定”的，才能帶來城市的幸福度。在當下的城市更新中，重點是通過老舊居住區更新改造解決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填補城市公共服務的低洼區。特別是要正視老齡化時代的提前到來，加大力度推進城市適老性改造。在城市公共資源配置中，應正視城市空間的公平正義問題。加快中低收入階層住宅供應體制改革，為相關群體提供有尊嚴且可接受的生活空間。

　　這里，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城市管理中應謹慎對待“城市美化”。城市不是用于展示的“景觀布景”，而是真實的“生活場景”。城市面貌不應簡單追求“整潔”與“統一”等表面形象，要尊重并珍惜城市的“煙火氣”和“市井味”，適度寬容城市“非正式空間”，激發城市的空間活力，避免在更新中犯“潔癖”。

　　（二）推動既有生產空間向新型生產空間轉變

　　城市是人口及其所形成的各類經濟活動高度集聚的地理區域，城市的經濟發展及其所積聚的經濟能量是城市乃至國家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是城市發展的核心與關鍵。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通過持續更新不斷滿足經濟發展的空間需求，不斷提高城市的經濟能級。穩步的經濟增長需要持續的科技創新，需要不斷發展新質生產力來推動。城市更新就是要通過挖掘盤活城市既有低效空間資源，通過空間優化和基礎設施提升來滿足新的經濟活動的需要，特別是新質生產力所帶來的新的生產空間的需要。

　　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生產機器，隨著不斷涌現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傳統的經濟生產空間也亟須得到更新和升級，以適應新的生產方式的需求。今天特別需要加強對新型城市經濟生產活動的空間需求的研究，通過城市更新推動既有生產空間向新型生產空間的轉變。當下應特別注重城市各類經濟技術園區的“城區化”，通過加強生活服務設施建設和適當兼容居住空間，提高產城融合水平。

　　（三）博物館式的保護不應是城市歷史文化傳承的主要方式

　　城市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產物，是人類文化最重要的物質載體。同時，城市本身也是人類最重要的文化產品。因此，城市更新在滿足現實經濟發展和城市生活需求之外，還應體現出延續和傳承城市歷史文化的作用。

　　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物，城市與建筑的生命在于使用。城市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斷迸發的活力。活力從哪里來？不僅來自今天的創造，也來自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淀。城市的歷史文化遺產不是城市發展的包袱，而是城市競爭力的源泉。博物館式的保護不應是城市歷史文化傳承的主要方式。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歷史文化的延續，最重要的在于如何激發歷史空間的當代活力，保護的根本出路是在最大程度保存歷史文化信息的前提下，根據“最小干預原則”進行細心修復和適度的適應性改造。

　　在保護延續城市歷史風貌的前提下，進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或小規模“針灸式”改造，特別是針對提升基礎設施服務水平的“隱蔽性改造”。在歷史街區保護工作中，原有功能的延續與新功能轉換都應被鼓勵，傳統材料工藝延續與新技術應用都應被提倡，完整保護歷史文化遺存，真正激發歷史空間的現代活力。

　　（四）不僅要體現當下需求，更要符合可持續發展需求

　　城市更新不僅要體現當下需求，更要符合可持續發展需求。生態綠色是當下城市發展的重心，絕不能為了一代人的利益而損壞后代人的發展空間。

　　在城市更新中，一定要小心呵護既有的良好城市生態系統。在加強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建設的同時，更要尊重和保護好既有的綠化和植被；城市綠化管理中要更加尊重植物的原生態，減少過度的人工修剪；既要注重出于美化目的的植物配置，更要注重植物的生態綜合效應與碳匯效應。加強城市水系的保護與治理，特別是要尊重城市既有水系的流通性，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恢復城市歷史水系，同時加強土地的保水性與透水性，提升城市濱水空間的公共效應和生態效應。在城市有限的土地資源條件下，更要加強城市生態空間的系統性和網絡性，兼顧城市生態空間的集中與均衡分布，既要在城市周邊加強郊野森林和生態綠地建設，也要在城市更新中適當增加城市中心地區的小型街頭綠地和口袋公園。

　　（五）不斷提高城市韌性即抗風險能力

　　城市更新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不斷提高城市韌性即抗風險能力。生命安全與生活安全是城市幸福指數首要指標，是城市美好的基本底線。為此，應優化提升規劃建設標準，健全城市防災設施體系，提高城市抗擊各類災害的能力；加強城市應對各類環境變化特別是氣候變化的適應性規劃和建設；建立健全城市緊急狀態應對機制，完善各類緊急狀態預案及其相關設施；建立健全城市避難系統，減少各類災害來臨時的傷亡損失等。

　　在城市更新中，也要謹防出現誤區，要防止在城市更新的名義下繼續新一輪大拆大建。城市更新，毫無疑問會帶來新的巨大的市場機遇，但不應拔苗助長，過早過大地放大其市場回報期待。要堅決避免通過城市更新繼續原有的“土地財政”機制。同時，也要防止城市“存量建設用地”的無序釋放，一定要在科學規劃的前提下精打細算地用好每一寸存量可建設用地。

　　積極探索城市有機更新的實施路徑

　　在基本觀念和價值取向明確后，必須有制度和機制的保障，當務之急是推動與城市更新的新要求相適應的新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創新。在城市有機更新的全過程中，政策制定、規劃設計、實施管理及運營治理應該是一個閉環，前后相互咬合。目前，我們的制度設計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過去那種大規模快速粗放型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往往強調某一個階段的相對獨立，比如說規劃、設計、建設分而治之。一旦城市的規劃、設計得到實施了，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但實際上，城市的建設周期遠遠短于它的維護運行周期。過去我們知道怎么建設，卻不太關注后面的維護，更不關注運營效益。很多歷史文化遺產之所以變得很破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好好維護。從這個意義上說，精細化管理是實現城市有機更新的基本路徑。

　　首先，適應城市更新要求的市場機制必須盡快建立起來。過去大規模快速發展模式中那種經濟自我平衡做法，并不適用小地塊更新項目。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將眼光放“寬”一點和放“長”一點呢？在更大范圍和更長周期尋求投資回報平衡，探索跨地塊、跨項目、跨地域、跨時間、跨領域的利益統籌機制。應探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更新機制，鼓勵民間資本投入，建立多元化的保護和更新基金及其投資回報環境。改變原有舊城改造主要由政府或開發商作為單一開發主體的模式，鼓勵包括市民個人在內的多元化開發主體，鼓勵所有權或使用權所有者按照規劃要求參與更新改造，探索城市更新區域內房屋產權盤活機制，允許使用權轉產權、產權抵押和交易，建立起“政府—市場—市民—社會”四位一體的共同治理機制和“規劃者—建設者—運行者—管理者—需求者”五位一體的相互協同機制，真正體現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更新共同體理念。

　　其次，加強法規制度、標準規范等建設。在錯綜復雜的城市更新項目中，原來似乎合理的各種規定可能變得不太適用了，應根據城市更新的新形勢及時修訂甚至重訂。比如，應鼓勵用地的混合和復合，給予住宅用地和公共設施用地之間、商業用地和辦公用地之間的兼容和相互轉換；土地批租制度本身也應進一步改革與優化。應建立適用于城市保護和更新區域特殊要求的規劃技術規定和建設標準，如涉及間距、日照、消防、抗震等方面的各種規定都應根據城市更新的特點重新制定。

　　再次，形成完整管控體系。城市管理不僅要對各種建設行為進行有效管控，也應對非建設行為，亦即對城市的日常維護實行有效管控。事實上，城市空間環境品質的改善和常態化的有機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各城市空間要素的日常管理與維護。因此在規劃基礎上，進一步針對我國現有管理規則，對于歷史街區各物質空間要素提出一套統一、全面、可行、可用于日常管理的控制規則，從而形成從規劃建設到日常管理導則的完整管控體系。

　　城市有機更新需要各類創新技術的保障

　　隨著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技術對于城市更新的加持作用越來越明顯。持續的各類技術創新可以為城市更新的新要求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支撐。

　　一是推動規劃編制技術的創新。城市更新要不要規劃引領？當然要。但是，過去那種以指導和管控城市開發行為和建設行為的規劃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了。規劃要大大加強與上下游的貫通與銜接。一方面，規劃的細化及其實施應準確體現城市總體規劃與發展戰略的要求，對所有的建設活動進行有效管控。另一方面，必須充分體現后續城市運行維護的管控要求，針對無建設行為或微量建設行為做出正確預判，并提出規劃指引。同時還要留下足夠的彈性空間，以應對未來城市空間微觀層面上功能不斷調整與變化的需要。在城市持續的有機更新過程中，規劃的角色應越來越多地從結構性宏觀空間布局轉向“針灸式”的準確點位判斷，找到城市各種需要更新的部位和內容，并做出更新時序的安排。而對于將會大量出現的微觀層面的微小尺度更新活動，規劃則應制定出原則明確又彈性靈活的管控規則，為社區和市民自我更新提供引導。

　　二是加快工程技術創新。不同于過去幾十年大規模建設活動，城市更新更多地表現為在既有的城市上建設城市，必然面臨著更為復雜的技術要求。因此，需要加快工程技術創新，特別是針對城市自然生態環境和歷史人文環境敏感脆弱地區的適應性工程技術的創新。比如，針對城市更新工程中空間狹小、環境復雜和保護要求高等空間強約束難題，工程施工與運營同時空立體交叉等時間強約束難題，必須通過新的技術創新才能得到解決。目前上海已成功實現了諸如超低凈空大承載力灌注樁施工技術、零距離維護結構施工技術、既有建筑平推逆作、移位順作、原位逆作技術等一系列關鍵技術創新，為城市更新的技術難題開拓了新的解決方案。在歷史建筑保護修復技術方面，上海也積累了很多先進經驗，并在大量歷史建筑保護修復工程中得到成功應用。然而從整體上說，在成片歷史街區的更新改造中，行之有效的保護維護修繕技術仍是短板，一拆了之再仿造復建的“假古董”仍很常見。此外，在城市更新中的綠色低碳適應性技術的研發上，需要探索創新的路也還很長。

　　三是充分發揮數字網絡、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作用。建設并完善城市全要素全過程精細化數字化管理系統，讓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深度參與城市體檢和城市運營監測。上海正在積極建設“一網統管”的數字孿生管理系統，這為城市更新中的精細化管理打下了重要技術基礎。

　　城市的生命力表現在其生命體內無時不在、從不間斷但卻又不易察覺的細胞層面的新陳代謝之中，因此城市更新不應該總是一成不變的、死氣沉沉的、一切按照事先規劃的、效果圖式的景象。城市的生命力既表現在戰略性的空間布局與建設引領、城市能級的持續提升上，也體現在那些細小尺度、微觀層面上的積極應對和活力激發上，有時更體現在那些非預見性的、自發的和時常涌現的自然更新過程之中。所以，城市更新的機制應該具有足夠的彈性應對能力。唯有尊重城市發展演變的規律，亦即城市有機更新的規律，城市的生命力才會愈加旺盛。

　　伍江，同濟大學教授，法國建筑科學院院士，美國建筑師學會榮譽會士。同濟大學聯合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院長、長三角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研究院院長，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間優化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上海市城市更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歷史風貌區與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曾任上海市規劃與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局長、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長期從事城市建筑歷史、遺產保護和城市更新問題研究，著有《上海百年建筑史》《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規劃編制與管理》《歷史街道精細化規劃研究》等多部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