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建筑的批評更多是主觀性批評，喜歡或不喜歡、丑或美，而沒有涉及建筑的文化批評和技術批評。

　　“標志性建筑需要回答兩個問題：從歷史價值層面講，其文化意涵代表的時代精神是什么，從建筑學層面而言，有何種革命性成果。”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清華大學建筑設計院教授級建筑師季元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城市標志性建筑”首先提出上述命題。在其專著《建筑是什么：關于當今中國建筑的思考》中，季元振對近年來普遍存在于中國建筑中的問題進行解析，其建筑批評的緣起由長期建筑設計、工程實施和教學實踐出發(fā)，透過對建筑思想史的梳理與解析，對實踐中產生的豐富問題進行探究和回應，提出“科學的、人民的、推動文化發(fā)展的”建筑價值觀。

　　建筑的現(xiàn)實性

　　記者：談論形式奇異的建筑時，對其持肯定態(tài)度的人會引“埃菲爾鐵搭”這個例子。 “埃菲爾鐵塔”能否作為形式奇異之建筑最終進入歷史的正當案例，為什么？

　　季元振：埃菲爾鐵塔為什么能被歷史承認，它有兩個意義：一個政治的意義是紀念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一百周年，是一個紀念碑。歷史已有定論，法國大革命是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我們肯定這場革命，就需要肯定這個紀念碑。埃菲爾鐵塔本質意義上不是建筑，它沒有建筑的功能，同樣“生命之環(huán)”也不是建筑，如果把它當作藝術品來審視其價值，則需要回答一個命題：“生命之環(huán)”究竟紀念什么？

　　另外它還具有建筑革命的意義，代表了未來建筑向當時落后的建筑思想的挑戰(zhàn)。埃菲爾鐵塔的勝利，恰恰不是形式上的勝利，而是新的建筑思想的勝利。是建筑告別“磚石結構”時代向“鋼結構”時代推進的里程碑。它所蘊涵的建筑思想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的結構形式符合高層建筑結構受力特征，因而實現(xiàn)了在當時技術標準下的、在最少耗材前提下，實現(xiàn)這一高度的最合理的建筑形式。是建筑形式與結構形式的完美的結合。這種結合是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建筑設計的重要思想。

　　標志性建筑本身應該是優(yōu)秀的建筑。它有合理功能、先進的建造技術以及豐富的文化意涵。例如美國的圣路易斯大拱門，是紀念美國西部大開發(fā)的紀念碑，同時它是有功能價值的，它上面可以俯瞰城市，下面有博物館。圣路易斯大拱門高190米，跨度190米，最省材料地跨越如此距離，是最合理的形式。它不僅形式完美，非常漂亮，同時也是科技的勝利。而“生命之環(huán)”既缺乏明確的紀念意涵，也沒有建筑材料或技術發(fā)展上的意義。

　　記者：建筑的標新立異，根植于怎樣的文化價值觀？具體到中國，對形式的追求，對應的是一種什么心理？

　　季元振：中國的建筑在過去是不可能標新立異的，西方城市標新立異的建筑其實也不多。標新立異建筑的出現(xiàn)與“商業(yè)文化”有關，到了國內又與“官場文化”結合，這兩種文化捆在一起，讓怪異建筑暢行無阻。

　　在這樣的語境中，建筑仍然是異化的。我們需要回到“什么是好的標志性建筑”這一問題：標志性建筑在城市歷史中是有意義的，它代表了一個城市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在建造城市的標志性建筑時，我們首先應該回答以下問題：我們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我們的建筑要具有什么樣的標志性？為什么要建？我們的投資從哪里來？

　　理解建筑

　　記者：批評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建筑的價值觀和建筑行為卻永遠是“兩張皮”，互不理睬。就建筑批評而言，失效或失去意義的根源是什么？

　　季元振：爭論的雙方在討論問題時，往往都是從形式到形式，雙方都把建筑視為形式問題、喜好問題，主觀性的問題是無法討論的，我們對建筑的批評更多是主觀性批評，喜歡或不喜歡、丑或美，而沒有涉及建筑的文化批評和技術批評，爭論雙方都在談個人喜好，而建筑問題最難的是我們對建筑的理解。另一方面，民間的批評有的也非常中肯，但往往得不到掌握建筑命運的官方的支持。

　　記者：追求建筑形式，認識不到建筑形式和建筑功能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是否能從對建筑的認知中找到解釋這一現(xiàn)象的邏輯？

　　季元振：建筑回歸功能是理性建筑觀的核心思想。“形式追隨功能”這是西方現(xiàn)代建筑界普遍認同的價值觀，是現(xiàn)代主義的思想核心之一，現(xiàn)代主義革命的源頭發(fā)生在19世紀下半葉，中國沒有經歷過這一場思想革命的滌蕩。

　　我們對建筑的認識延續(xù)著幾千年累積下來的觀念，中國的傳統(tǒng)建筑類型中缺少功能復雜的單體建筑。這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封建社會缺乏社會性的公共生活，往往以家族為中心。中國傳統(tǒng)的家族祠堂、廟宇、族群的建筑院落，乃至廟堂和帝王宮殿雖然豐富多彩，但是在單體形制上相對較為單一，與西方建筑很不相同。

　　中國的傳統(tǒng)建筑在解決復雜功能問題時，主要是通過規(guī)劃的手法，將簡單的單體組織成院落，很少在單體建筑上做文章。

　　歐洲人的歷史很大一部分在公共空間中完成，是公共的生活，比如，羅馬時代已經有斗獸場這樣的公共單體建筑了，后來的教堂、法庭、市集，這些單體建筑需要具備復雜功能，做斗獸場的建筑師需要有怎樣的思維？最基本的需要考慮清楚建筑的功能、流線（觀眾走哪兒、角斗士走哪兒）以及觀眾的視線等。

　　復雜功能的建筑在中國的傳統(tǒng)建筑中從未出現(xiàn)過，造成很多中國人沒有認識到形式和功能的關系。中國建筑在封建社會等級上有嚴格的規(guī)定。同時由于中國傳統(tǒng)木結構建筑的過早定型，也阻礙了建筑技術的進步。這樣的建筑觀念給民眾理解建筑造成一些問題：一是在某些人眼里建筑成了身份和等級的象征。二是很少從功能和建造技術方面去思考建筑形式的改變問題。三是許多人把建筑形式和功能問題割裂開來，脫離功能去孤立地討論建筑的形式問題。

　　記者：歷史需要新建筑，新和舊的并置中城市的文脈要不要考慮？如何考慮？

　　季元振：文脈是一個建筑與周圍建筑的關系。大意是這樣的：一個建筑的產生要與其周邊的建筑發(fā)生關系，要能夠鑲嵌進既有的建筑中，發(fā)生對話關系，文脈靠什么實現(xiàn)？和諧的建筑關系不一定要求所有的建筑是同一種風格，重要的是處理好相鄰建筑的尺度、體量、色彩、比例等關系，而且在設計和建造水平上都是高質量的，不同風格的建筑是可以和諧共處的。到了一個高度才能對話，水平參差的事物放到一起，發(fā)生關系，只會產生滑稽效果。

　　建筑的最高境界是“多樣、統(tǒng)一”，只有“同一”就不生動了，“多樣、統(tǒng)一”就靠文脈來實現(xiàn)。圣馬可廣場，被譽為“歐洲的客廳”，世界公認的最好的廣場，陳志華先生的文章有過精辟分析。不同風格、不同時代建造的三個建筑和諧相處，在此“建筑風格”只是談論建筑時的標簽，而建筑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則依靠建筑的內在語言。

　　還有一個例子，貝聿銘設計的波士頓漢考克大廈，與波士頓圣三一教堂一街之隔，這是建筑上的一個很有名的例子。貝聿銘是怎么處理的？他說：“我要讓它消失。”他用淺灰藍色的鏡面玻璃來降低建筑視覺上的體量，通過鏡面隨天氣變化出現(xiàn)的深淺明暗和教堂倒映在大廈墻壁上的影像產生豐富的視覺體驗。不同風格的建筑放在一起所產生和諧的關系，就像兩個風格不同，但演技相當?shù)慕艹鲅輪T同臺，懂得自我抑制是關鍵，這樣才能相互激發(fā)，把對方最好的戲調動出來而絲毫不搶戲，如果有一方搶戲，說明他的演技還不夠純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