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6日，第四屆中法環境月開幕，四位嘉賓：法國建筑師讓·努維爾、中國作曲家譚盾、中國建筑師劉家琨以及中國作家王軍，在上海藝術中心展開對話，對話內容圍繞“城市變遷”的主題。

　　如今在中國，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生活在城市里，而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僅為16%，按照這個發展節奏，2030年的城鎮人口將占總人口的70%。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中國當前重大挑戰之一。同時，城市地區要為超過2/3的世界能源消耗和超過70%的碳排放負責，城市化問題的解決要求氣候、城市和自然三者的緊密結合。

　　2017年9月16日，第四屆中法環境月開幕，四位嘉賓：法國建筑師讓·努維爾、中國作曲家譚盾、中國建筑師劉家琨以及中國作家王軍，在上海藝術中心展開對話。對話內容圍繞“城市變遷”的主題，結合具體的建筑案例與調查分析，從建筑與文脈、建筑與自然、建筑與場地精神、道路空間四方面給出了各自的應對方案。

　　此次中法環境月涉及到中國18座城市，囊括80多場展覽、影片放映、藝術工坊、講座-對談、見面會，將持續至10月18日。

　　讓·努維爾：如何讓建筑融入場地的記憶？

　　2008年普利茲克獎得主，法國建筑師讓·努維爾開門見山地談到建筑的可持續性，因為城市的可持續性核心是建筑。如何讓建筑融入場地的記憶？最好的方法就是與周圍的環境相融合。在讓·努維爾列舉的五個項目中，中國國家美術館的新館方案無疑是建筑與場地結合的最好案例。首次方案中，黝黑的立面遠望去恰如毛筆飽蘸墨水寫下的“一”，蒼勁渾厚；走近細看，外墻上的質感層層疊疊，間或有氤氳開的水墨畫效果；周圍的建筑、行人與樹木投影其上，越發婆娑靈動。之后因為場地協調問題將立面改成銀色，也與前面的銀杏花園有相互映襯之妙；頂層的開放廣場，既可以遙看鳥巢，又可以在自然環境中舉辦藝術展。

讓·努維爾

　　中國國家美術館的新館方案

　　據讓·努維爾介紹，以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漢字大寫的“一”既是中國文字最簡單直白的代表，也是用筆寫字、作畫的第一筆；而中國傳統書法兼具文字和藝術，可以產生強烈的文化認同，以“立體一”作為設計方案，有“瞬間與永恒”的意蘊。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還注意到，讓·努維爾提及的五個項目或者有縱深，或者有高度。縱深的項目，順著項目延展自成一條“森林小徑”，而縱高的項目本身就被打造為“立體花園”。可見，努維爾的環境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指自然環境，尤其是綠色植被，著意通過人為的介入，增進人與自然的接觸。

　　譚盾：將水引入音樂，表達對空間的夢想

　　一邊是綠樹蔭濃，一邊是水聲叮咚。譚盾的水樂堂將水引入音樂，與努維爾有異曲同工之處。水樂堂位于上海朱家角，由古鎮老宅修整而成，從建筑上把德國的“Bauhaus”建筑理念和譚盾獨創的“Minhaus”建筑理念結合起來。Bauhaus是以工業廢墟，廢舊工廠改造為特點，Minhaus則以江南老房子改造以及明代家具的極簡主義為特色。這里的樓梯是“音梯”，走廊是“音廊”，房柱是“音柱”，當音樂愛上建筑、愛上水，是觀眾在自然、現代、古典的交融下如同置身于聲音的夢中。也許是譚盾左耳的佛號與右耳的巴赫在腦海中碰撞出了火花，他領悟到了“1+1=1”。禪聲與巴赫、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甚至音樂與建筑，歸根結底都是“1”。

　　譚盾介紹水樂堂

　　演出時，打擊樂鏗鏘有力地撞擊鋼結構柱子，可以發出清亮的共鳴；水面的反射光在室內搖曳；弧形金屬質感的屋頂孔洞傾瀉下珠玉似的水流，頗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境界。觀眾廳設上下二層，既增加了聲音效果，又以流暢的現代藝術與舞臺的“水鏡”自然輝映。彼岸是古老的圓津寺廟，當寺院的晚鐘響起，水樂堂里有水，有樂，有風，有禪。它融合了環保的理念、水鄉的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理，也集中表達了譚盾對音樂空間的夢想。

　　劉家琨：西村大院回應成都的自由、散漫、隨性

　　對比看來，劉家琨“火鍋式”的西村大院似乎畫風突變。四四方方的半圍合結構，層高不一，外立面是素混凝土，中央空間中種植的植物唯有竹子，絕沒有細致調理的植物多樣性。不拘一格卻也正是他獨具一格的地方。四方結構是為了最大化地利用周圍的道路，層高不一方便入駐商戶自己搭夾層，素混凝土的使用，用鄧智勇的話來說就是：“堅決擯棄潔癖美學，特別是其中的矯揉造作；尊重和利用一切創作和施工中的自由，容忍人性中的多元化，容忍人的各種瑕疵包括非理性。這種品質特別不同于我們熟悉的日本建筑師、瑞士建筑師，因為他們太潔癖了，太強迫癥了。而這種品質恰好很成都，很中國，很老子”。竹子是成都最常見的植物，竹子下的火鍋后來也成為西村大院火爆的餐飲。

劉家琨

“火鍋式”的西村大院

　　劉家琨饒有興致地談到一層的U形結構，“這個空間可以用作戶外會議室，但現在呢大家都來打麻將”。邊角道路也變成了當地的集市，定期有人來擺攤。中央的空地還放起了露天電影《倩女幽魂》，可能是“竹影魑魅”，很符合情境。樓頂的跑道也因為沒有紅綠燈，且手機掉到塑膠跑道上摔不碎而備受自行車手的歡迎，跑步騎車兩項運動總是同時進行。另外，樓頂的空心磚現在還沒有利用起來，“如果種上辣椒，一年的工資也就有了”。這些詼諧描述的背后，是劉家琨嚴肅的思考。他對這座城市的精神氣質領會得透徹：自由、散漫、隨性，因此他做出來的西村大院是魚龍混雜的，給大家充分的自由去發揮，就像他反復強調的“除了建筑，啥都有”，骨子里的成都——“反法西斯、反潔癖、反矯情”。

　　王軍：街道比建筑重要，街道是一見鐘情的地方

　　當所有人的關注焦點都在建筑時，王軍卻以一種極為感性的方法將我們拉回建筑與街道的比例，即城市空間感。他說“小汽車吃掉了我們的老胡同”，因為胡同道路太窄，車進不去，所以只能拆掉老街區，讓車進來。街道寬了，但是沒有人行的地方，或者說，人行道與車行道的比例極不協調。車行道可能寬達8道、10道，但人行道與自行車道卻萎縮成窄窄一條，有時候索性被趕上天橋或地下通道。他認為街道比建筑重要，“人們在街上碰面，街道是一見鐘情的地方”，沒有了行走的地方，哪里會有感情。同時，他以老北京的高密度街區網為例，對比了紐約、洛杉磯和巴黎等地，得出結論：“人性化尺度是一種重要的城市遺產形式”。相對來說，窄街道要比過寬的街道更容易給人舒適和安全感。畢竟，如果路太寬，“你叫我我聽不見，你招手我過不來，還怎么交流呢”。

王軍

　　回到“城市變遷”的主題，討論的雖然是城市，但歸根結底是人。讓·努維爾強調的建筑融入場地記憶，何嘗不是人的記憶？將綠植與空間引入建筑，也是為了使用者的愉悅。譚盾的禪意、劉家琨的愛自由以及王軍的人性化尺度，其實都是針對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速度過快缺乏思考、冒進比肩發達地區和工業化飛速普及等，給出了自己的建議。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切身利益相關的公眾是否可以有進一步思考和行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