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公歷三月二十日是我國的植樹節(jié)，各地群眾都自發(fā)地組織起來進行植樹活動。其實早在西周時期，國家就設有“林衡”、“山虞”等官，司理各地城廓溝池的植樹造林事務，規(guī)定“不樹者無�。�槨，棺外大棺）”；“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賦稅）。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混戰(zhàn)，但各諸侯國倡導植樹者仍不乏人。齊國管仲說：“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不可以為天下王�！睘榱斯膭钪矘湓炝�，規(guī)定中“能樹百棵使繁袞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對忽視者，相應制定懲罰條款。

　　進入秦漢，歷朝皆推行促進植樹的政策。據(jù)傳，秦始皇東巡登泰山。見草木一片蕭條，即下詔“勿伐樹木”，令城廓宅旁“每三丈而樹……樹以青松。”漢初文帝、景帝時，九次頒布勸民植樹之詔：“多農(nóng)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北魏孝文帝時。推行植樹與田法相結(jié)合的經(jīng)濟制度，“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五十樹，棗三株，榆三根……限三年種畢。”把種樹提高到和糧食生產(chǎn)同等重要的地位。

　　隋朝歷時短暫，但煬帝初年即為綠化大運河堤岸下令植樹，且親率群臣種柳以示范。唐代京城長安，通道兩旁遍植樹木，形成“街垂千眇柳，霞映兩重城”的綠化環(huán)境。

　　洪武元年，明太詛朱元璋于登基之初，下詔各地：“令天下廣植。凡民戶有田者，須種桑麻，栗棗各二百株�！痹诖嗽t令下，僅帝都金陵鐘山一帶，就植樹五十余萬株。清代為鼓勵廣植堤岸防護林，曾制定“立捐栽議敘之法”的獎勵制度。凡“文武官員自通羊、守備以上，各出己資栽柳干株方為稱職”，超出規(guī)定者，議院記功晉級。

　　以上是古代當權(quán)者對植樹造林的重視。而歷代名人、文士、官員愛樹植樹的亦頗不乏人。三國時東吳丹陽太守李衡晚年退居鄉(xiāng)間，在荒山種千株柑桔，臨終時并留下遺言：“家有‘木奴’千頭，子孫繼以操勞，衣食足可享用�！币粫r成為民間茶余飯后的談話資料。

　　自古以來，有識之士都十分重視植樹，把“樹木”與“樹人”相提并論。大凡詩人，都愛好植樹，每到一處，都要帶頭植樹，美化環(huán)境，造福子孫后代，被人們譽為佳話。多數(shù)還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千古流傳。

　　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公元759年安史之亂后，來到四川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營造草唐時，四處尋找樹苗，親自栽種。正如詩云：

　　獨繞虛齋徑，常待小爺柯。

　　幽蔭成頗雜，雜木剪還多。

　　在他的苦心經(jīng)營下，終于使草唐前院換新顏，確實像他在詩中寫到的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風含翠筱涓涓凈，雨裹紅渠冉冉香。

　　真是一副優(yōu)美的田園山水畫啊！

　　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詩人柳宗元，也對植樹情有獨鐘，當年在柳州貶任刺史時，一上任就“手植黃柑二百株”，為了改變柳州面貌，他一邊號召百姓種莊稼，邊動員群眾植樹造林，結(jié)果第二年初見成效，使柳州“春來新葉遍城隅”。當他離任時，城里城外，河邊路旁已是柳成蔭，樹成行，處處呈現(xiàn)一派綠色景象，他觸景生情，寫下這樣一首詩：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蔭當覆地，聳干會參天。

　　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既真實生動，又幽默風趣，被傳為千古美談。他不僅倡導植樹，而且身體力行，總結(jié)出植樹經(jīng)：“凡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贝_是經(jīng)驗之談。

　　另一位唐代詩人白居易作過多處地方官，他從小就與樹結(jié)下不解之緣，以種樹為樂，習以為常。每到一處，都要栽花種樹，在謫居忠州（今四川忠縣）任刺史時，把種植樹木花果視為造福百姓的大事，帶動百姓在城內(nèi)種了很多花木果樹，為了保證成活率，他每天帶著書童修渠、培土、引泉灌溉。并以詩詠事：

　　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李梅。

　　被傳為佳話，廣為流傳。他詩中有“手栽兩松樹，聊以當嘉賓”“白頭種松桂，早晚見成林”等句。白居易的《春葺新居》詩云：

　　江州司馬日，忠州刺史時。

　　栽松遍后院，種柳蔭前墀。

　　顯示了愛樹植樹的情懷。

　　北宋大文學家蘇軾任杭州刺史，修浚西湖，在湖堤上種樹，至今留下“蘇堤春曉”景觀。其實蘇軾少年時曾種松樹數(shù)萬株，并在《戲作種》一詩中寫道：

　　我昔少年日，種樹滿東崗。

　　初移一寸土，瑣細如稻種。

　　可見其種樹之熱心，認真和細致。后謫居黃州，在南門外筑東坡雪堂時。在周圍種滿了柳、桑、竹、栗等樹種，并留下了“去年東坡?lián)焱叩[，自種黃桑三百尺”的佳句，膾炙人口，盛久不衰。清末，左宗棠率部新疆戍邊，沿途大種柳樹，被稱為左公柳。他題詩云：

　　大將西征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春風普度玉門關。

　　人栽樹，要比給自己刻石樹碑明達得多，黃帝陵地面建筑幾度興廢，唯“黃帝手植柏”依然郁郁蔥蔥，黃帝子孫在樹下瞻仰，“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之崇敬心情油然而生，曲阜有“先師（孔子）手植檜”岱廟有漢武帝手植柏，都是重點保護文物，使人永久紀念。現(xiàn)在中外元首政要互訪，也常以手植一樹為友好紀念。

　　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實山本無名，只因僧人注意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才有鶴舞鹿鳴之幽，松風云濤之勝。世人少干些砍樹煮鶴的蠢事，就會給子孫多留些福蔭，世上就會多一桃源勝境。傳說西湖凈慈寺有一株古松，某新任太守為修造衙門下令征伐，方丈急得無計可施。幸虧濟顛和尚寫了一首詩派人送給太守，詩云：

　　庭松百尺接天高，久與山僧作故交。

　　本謂枝柯千載茂，誰知刀斧一齊拋。

　　庭前不見龍蛇影，宅畔無聞風雨號。

　　最苦早間飛去鶴，晚回不見舊時巢。

　　太守見詩，權(quán)衡利害，終于收回成命。無獨有偶，《隨園詩話》中也有記載說，江西某太守要砍伐一株古樹，有人事前在樹上題詩一首：

　　遙知此去棟梁材，無復清蔭覆綠苔。

　　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歲鶴歸來。

　　太守讀之，悵然有感，遂不伐。

　　當然，這些僧人只能以情動人，以理勸人，他們手中無權(quán)，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馮玉祥帶兵，無論行軍操練，都要求官木愛護樹木，軍隊駐防要植樹造林。他屯兵徐州時，為申明紀律，寫了一首護林詩示眾：

　　老馮駐徐州，大樹綠油油。

　　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

　　馮將軍手握兵權(quán)，保護樹木竟比今天保護大熊貓還抓得緊，當然，會收顯效。而今，我們對濫砍亂伐者不一定非得砍頭，但加強愛樹護林、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法制建設卻是刻不容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