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城市設計學院俞孔堅教授

　　關于中國的風水(術)，可謂毀譽參半。有人以它濟世救民，有人藉之謀財害命；有人贊美其為美妙絕倫的超現代科學，有人痛斥其為封建糟粕。而中國城市風水的問題，既有趣而又復雜。

　　有趣，是因為到每一個城市，從出租車司機到地方行政長官，從街頭的算命先生到大學教授，都習慣用風水來解釋發(fā)生在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事件，從官員的升遷，到城市經歷的災難或發(fā)展，都與城市周圍和城市內部的景觀改變建立起聯系，這樣一來，就使城市充滿了故事。復雜，是因為風水從古到今，從來就飄忽不定，解釋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極力渲染，而所謂“學者”又以捍衛(wèi)科學自居，破口大罵，不論道理。搞得“風水”巫風鬼氣，一潭渾水，越攪越混。

　　實際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風水術和風水景觀，問題可能并不那么玄妙。首先，必須明確(看)風水是一種文化現象，從人類進化和文化發(fā)生與演化的角度來認識，風水是中國文化對不確定環(huán)境的適應方式，一種景觀認知模式，包括對環(huán)境的解釋系統(tǒng)、趨吉避兇的控制和操作系統(tǒng)。

　　風水是人潛意識的生存選擇

　　風水的深層結構是生物的、是審美的。風水感應——環(huán)境吉兇感應，源于人類漫長生物進化過程中人在環(huán)境中的生存經驗，表現為人對環(huán)境吉兇判斷的本能，比如進入峽谷的壓迫感、無垠沙漠上的恐懼感、面對急流時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處暗處放眼明處的優(yōu)越感、四壁圍合的緊張感等。正是這種本能的景觀感知和吉兇判斷能力，使個體得以生存，而個體的生存經驗成為群體和人類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風水是審美的，是源之內心的。拋開日常功利，用心感悟，回到真我 ——那個久遠的洪荒時代的自我——便可尋得理想風水�？纯从�國作家笛�！遏敒I孫漂流記》，就可知理想的風水是什么，他講述了當一個文明人回到生物人的時候對環(huán)境的選擇偏好：背靠山崖，身居山腰，前臨草地，放眼可見大�！�—這便是人類面臨自然選擇壓力時的最佳生存策略。

　　附著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風水的另一深層結構，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觀吉兇意識，體現為文化的圖騰與禁忌。風水在學術上的定義是占地術，任何文化的傳統(tǒng)中都有類似中國“風水”的占地術。美洲印第安人的占地術與中國風水有許多共同之處。而最讓我驚嘆的風水寶地是南美印加帝國的圣城——馬丘比丘：城市選址位于海拔約2350 米的山岡之上，烏魯班巴河谷環(huán)如玉帶，四周奇峰聳峙，如蓮花護芯，熱帶叢林綿延無際，云霧繚繞宛如仙境。用任何中國風水的指標去衡量，都堪稱美妙絕倫。中國風水中對庇護、圍合、藏匿、捍衛(wèi)型、幽閉性景觀的偏好，體現了中國風水文化的獨特性，源自中華民族文化發(fā)展中獨特的農耕生態(tài)經驗，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態(tài)適應過程中積淀下來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也不排除各個少數名族仍然保留的獨特的風水吉兇意識。諸如《周易》的“利東南不利西北” 的風水方向吉兇意識，實際上源于季風性氣候下、先周民族的農耕生態(tài)經驗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長期斗爭經驗；比如風水中對重關四塞、羅城環(huán)護的偏好，則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廣大地區(qū)農耕經驗中對豐產而安全的盆地景觀的適應；又如對“風水林”和龍山的強調，則源自對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生態(tài)過程的適應性對策……所以，風水是先民們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下，為適應環(huán)境，而經歷無數次失敗和實驗后關于環(huán)境適應的寶貴遺產，最終都通過某種禁忌而成為集體的風水意識。

　　這種種審美的和禁忌的風水，實際上都被凝練為人們關于天國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終通過“風水”兩字概括：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好風水就在于“藏風聚氣”——山環(huán)水抱，羅城致密，水口關欄——一個活脫脫的“葫蘆模式”。難怪，道家把葫(通壺)蘆和壺天當做仙境，概括為“一壺天地”。